让我们先承认它，这样我们才能改变它

我年少时经常把中国高考比作当今的科举制度，那时候我在一座号称全国高考分数线第二高的城市里上高中（最高是威海）。这种被我挖苦、嘲弄的制度虽然的确存在着诸多弊病，但回头看看，那时的我只不过是像所有叛逆的青年一样喜欢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罢了。后来我考上了一座三流大学，在初期我仍然没有反过神儿来，因为我身边到处都类似的同学，他们都沉浸在年轻人特有的悲情主义中怨天尤人。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一个制度本身是不会犯错误的，犯错误的永远是人，因为是人在行使制度。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小时候老师教育我们，资本主义是剥削人的，那么社会主义就不会剥削人了吗？甚至被我揶揄的科举考试也是一样的。真正确立科举制度的是历史上臭名昭著却又才华横溢的隋炀帝，之后由唐代逐渐发展完善，而科举制度之前是比科举制度还要恶心的九品中正制。几乎同所有社会制度一样，它从开始的那一天就体现出它的弊端和优点。一方面，因为举子多，名额少，考生找靠山、行贿赂、通关节、走后门。至于明清科举采用了八股文取士，更是形式呆板而又束缚思想。但另一方面，它结束了豪门士族把持国家政权的格局，给民间知识分子提供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我们熟知的历史名人如唐宋八大家几乎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才得以施展抱负的。

我当时最自信地用来抨击高考的理由是这样两条：

1. 我的才智无法体现在那张一百五十分的试卷上
2. 凭什么山东的考生竞争如此激烈，这太不公平了。

现如今我是如此的庆幸那时候我没有选择用实际行动对抗教育体制，因为那需要更大的才智——看看韩寒，看看比尔盖茨。这张死板的卷子无法全面衡量一个人的才智，这是一定的。但任何考试都无法做到公正客观的评价一个人的能力，不仅是中国的考试，甚至是托福和雅思这样的国际化考试。我们能怎么样呢？难道全中国的高考考生像考研一样都去自己报考的学校去面试吗？那面试比起笔试又能客观全面多少呢？那就给那些有特长的学生加相应的分数吧。而事实是，加分政策只是导致了新的、更复杂的不公平——浙江省今年参加航模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中，13名考生家长是副区长、市建行行长、市财政局副局长等，剩下的6名均为教师子女。

关于我的第二个理由我可以假设有两个班级，A班和B班。A班的孩子们普遍都不喜欢学习，竞争也不怎么激烈，大家平时都是十点钟睡觉。B班里情况稍有不同，有一名甲生，虽然他脑子并不是最聪明的，但是他特别想考到好学校去，于是每天晚上学到十二点钟。终于，他如愿以偿的考到全班第一名。这时候B班一直都是第一名的乙生心理不平衡了，“我本来就比甲生聪明，干嘛要比他学习差。”于是乙生也同样每天学到十二点钟。正常的结果是，乙生又重新考到了全班第一。如此往复，但最终达到新的平衡状态的时候，总还是聪明的乙生比甲生的成绩好。而整个B班的学习氛围都被带动起来了，导致B班的竞争激烈程度远远高过了A班。即便是这样，在各自两个班级里，永远还是聪明孩子的学习成绩排在前面。换句话说，在西藏考上大学的孩子不一定就要比我们笨。至于这是否公平，要是你去过那些连基本的师资和教学器材、体育设施都没有保障的地方，也许就没那么有底气了。东西部地区在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已经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这个世界已经有着太多的不公平了，但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把自己的失败建立在自认为高明或者可以原谅的理由上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会涌现出更多的不公平。就像很多年轻人欺骗别人的感情的理由是他们也曾经被人玩弄过一样。如果我当年考上了北大清华，我一定写不出这样的文字，至少不会有什么底气。但是N年以后的今天，我由衷地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按照死板冰冷的分数来一决雌雄也许反而是对所有考生最大的公平。


文/醉海豚
06/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