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twitter集锦

1. 昨天跟国内的好朋友聊起了“假洋鬼子”的问题。“别跟个假洋鬼子似的老批评中国。”其实一个关心中国法制和民主建设、科普、教育、环境问题的人才 会反抗目前的现状。换句话，正是因为我对中国很多现象的不满和批判才使得我更像是一个中国人。也许这就是利奥塔所说的“反抗才是最大的保守”的涵义吧。举个例子，有很多年轻人到了国外嫌中国人土鳖，拼命学老外把自己打扮得很洋气，或者说话带俩英文单词，这些“反抗”恰恰说明了你才是真的土鳖。



2. 我突然就想起来自己十五六岁的时候不管跟谁起口角了，都得跟我周围所有的傻逼少年一样一身痞气地问对方：“你他妈到底跟谁混的？”一琢磨自己原来 也那么操蛋过，对时间的力量顿时无比感慨。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说对年轻人要宽容的原因。现在很多跟我差不多大的人老拿90后说事儿，也不过是“一朝熬成婆，再把媳来磨”的心理吧。尤其让我吃惊的是有些87，88年的孩子也看90后不顺眼，真不知道他们安的是什么心。



3. 活在阴谋论、动机论里的人是很可悲的。被自己人批评的时候，他们质问：你安的什么心？胳膊肘往外拐？被外人批评的时候，他们质问：你安的什么心？想颠覆我们吧？由于光顾着揣摩他人的动机和阴谋，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忘了想一想这些批评本身有没有道理。



4. 男人热衷于寻找差异，但实际上不可能有所有观点都相同的两个人，换句话说，我们总能找到差异，有时候往往忘了也许更多的是共同点。而女人温和而渐进，在差异面前默不作声，懂得用旁敲侧击的方式交流和影响他人。这些都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东西。



5. 我记得中国刚开始有GAY吧的时候，总能听见有傻X说类似这样的话：这都跟资本主义国家学的！说白了，有没有GAY吧，中国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同性恋群体。同样，也不要以为中国人不会卖淫、拍A片、婚外恋，道貌岸然地指责腐朽堕落的西方社会，只会让中国人显得更虚伪。



6. “中医是高级科学，有待于科学将来去验证。”/这种话不是意淫又能是什么呢？合着全世界的医学院和实验室在过去一百多年和将来的时间里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验证中国人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替全人类想好的治病方法。



7. “风水”是高级科学，现在解释不了，有待于科学将来去验证；“算命”是高级科学，现在解释不了，有待于科学将来去验证。好像这招还挺好用的，我喜欢~



8. 在中国，尚存正义感和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中国有很多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乐观主义者如我可以安慰自己说：“中国会好起来的。”可往往是那些最最没资格说这话的人在鼓吹：“中国其实没你想的那么糟。”用龙应台老师的一句话回复：“到底要糟糕到什么程度你才肯大吃一惊呢？”



9. 人类这种动物，对于未来的灾难，向来是无所畏惧的。惰性、奴性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只要不是自己的孩子被毒死了得不到赔偿，只要不是自己的房子被推 倒，只要不是自己居住的村子癌症发病率因污染高达80%，只要自己看不到青藏高原上迅速萎缩的冰川，谁都有可能自信地说：中国其实还没那么糟。



10. Any intelligent fool can make things bigger, more complex, and more violent. It takes a touch of genius -- and a lot of courage -- to mov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Albert Einstein



11. 我把爱因斯坦的话翻译成：任何自以为很聪明的笨蛋都喜欢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天花乱坠、玄乎其玄；而真正的天才恰恰会勇敢地朝着相反的方向思考。这句 话应用在迷信中医的信徒里最合适不过了。真正的科学工作者致力于寻找答案，而傻瓜们则致力于把金字塔的建造说得很玄，好像不可能是人类干的才能满足。金字塔的建成是可以解释的，有兴趣的到这里学习：《埃及金字塔的神话和鬼话》http://tech.icxo.com/htmlnews/2005/07/01/624393.htm同样的，科学工作者致力于发掘世界和物种起源的一切可能性；上帝的信徒则致力于消灭一切可能性，拼命证明这些不可能是依靠自然本身的力量，一定有超自然的力量，于是内心才能得到满足。



12. 你成天批中医理论，将来要是真的证明那些五行、阴阳学说是正确的怎么办？/甭说是中医，要是哪天真证明你爪子上哪根线跟生命、财产有因果联系，地球是上帝造的等等，老子就认个错：“对不起，原来错怪你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3. 就像很多人把民主人士想象成绑着炸药包手持AK47的恐怖分子一样，各级信访办、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留给很多的人的印象就是颠倒黑白、专横跋扈。其 实我就有正在某安全局工作的朋友，她是个明辨是非、有正义感的人。所以说，大家应该互相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沟通，而这也是消除隔阂的唯一途径。



14. 刚看到南方周末2009年4月16日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央党校专家：我国人权计划不是为了让西方看”。有点好奇，难道这些弱智真的意识不到这 种欲盖弥彰的声明是扇自己耳光吗？类似的还有youtube被屏蔽之后2009年3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的那句：中国政府不怕互联网。



15. 一个在大学里研究几百年前古诗的学者，竟然去指责龙应台哗众取宠。这些“哗众取宠”的人不懈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学者可以自由自在地呆在学校里凭着兴趣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吗？



16. 以前管读书人叫儒生，很有学问的儒生就叫鸿儒；近几年的现代汉语比较流行把“巨”当程度副词用，为了赶上时代的步伐，请大家叫我巨儒。



17. 1) 南京大屠杀是国民政府的耻辱，因为政府放弃了保护这个城市的人民。2) 纪念的目的是铭记战争带来的苦难，这不应该是泄愤日。3) 南京大屠杀是国难不是国耻。大跃进导致的饥荒饿死的人口是大屠杀的一百倍，像这样自己政府干死自己人民的才叫国耻。类似的还有台湾的二二八。4) 在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开始为了政治目的大肆宣传南京大屠杀之前，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像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长春围城一样。不相信的可以问问自己的父母他们长大的时候有没有受类似的“爱国教育”。



18. 骂别人脑残的人，大抵都是想要暗示自己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但在中国长大的孩子，谁又敢说自己从来就没脑残过呢？



19. 反你妈逼政府，我有说过政府的所有举措我都反对吗？有你们这帮歌功颂德的小崽子在，我只是不想去凑那个热闹而已。



20. 唐僧：这位女妖施主，贫僧十分理解你想长生不老的心情，但与其你吃我的肉，倒不如替我……不不！出家人不打诳语。试想，你吞贫僧的皮肉，又怎会比你吞贫僧的精华更有营养，更能使你长生不老青春永驻呢？（此条转载）



21. 要说我原来对老外一点偏见也没有那也是吹牛。以前从国外回来的朋友总说老外数学奇差无比，买9块2毛钱的东西给收银员10块2他们都会退给你2毛，再多找你8毛。目前我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国内是因为零钱紧张收银员们才理所当然地向消费者主动索要零钱的。另外，我在国内接触的欧美年轻人到哪里都是席地而坐，就觉得他们很脏。到了欧美以后发现这里跟日本、韩国、新加坡一样到处都很干净，所以人们才不 在乎席地而坐，或者穿着袜子在教室、图书馆里走动。我现在也不觉得朝鲜族和日本人有所谓的“洁癖”了。自己不讲卫生就说别人“穷干净”，是很下贱的。



22. 真没想到我第一款范思哲竟然是眼镜而不是什么衣服之类的……因为我一直是土鳖，今天买眼镜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到Versace是个啥东西，意大利人的名字真难认啊。类似的经历还有多年前第一次在韩国吃必胜客，不就馅儿饼吗（馅在外面），有啥了不起的。鬼才能想到Pizza Hut会翻译成必胜客。



23. 多年以后你发现初恋男友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英俊威猛的青年，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24.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以后，大量反对国民党、反对“一个中国”的海外异议人士开始返台；老师们也可以在课堂针对二二八事件对当局破口大骂；香港 年均游行示威突破了千例，这些都没引起流血冲突或社会动荡。这跟禁黄书一样，原来政府如临大敌，老百姓想方设法尝鲜。解禁了，两边反而都不当回事儿了。类似的例子还有，西方社会对酒类管制很严甚至如临大敌。美国的禁酒令还曾被写进了至高无上的宪法中。大多数国家对饮酒合法年龄都有所限制，而中国人从来就没把喝酒当回事。几岁的孩子都能喝酒，但也没有因为青少年饮酒引发多大的社会问题。


25. 五十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在搞麦卡锡主义，迫害了包括原子弹之父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指责他们属于共产主义阵营；台湾在搞白色恐怖，想搞死谁就扣共产党的帽子；中国在搞反右，划出五十五万”走资派“。说白了，都是自己人玩儿自己人。



26. “攘外必先安内”是中国目前的基本国策。消除了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才能方便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耍大流氓。哥本哈根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7. 你怎么就敢肯定在维基百科上看到的那些信息就一定是客观公正的呢？/也没完全肯定，知识分子都应该具备一点怀疑精神。但通常来说，如果有人诽谤 我，我不采取沟通的态度，而是不让对方说话或堵住别人的耳朵，动机都是不可告人的。维基百科这样的国际大型公共网站，任何人都可以纠错，那为什么还不让看。



28. 数学家用逻辑做游戏，诗人用想象力做游戏。



29. 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民主和科学的土壤。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民主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制，中国只有封建帝制；自然科学更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只读四书五经，为的是当皇帝的奴才。



30.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9日表示，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犯罪，无论国际社会还是我国社会公众普遍要求对这类犯罪依法严惩。/别傻逼了，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只有在中国，贩毒是即便14岁至16岁的公民也无法豁免的八大死罪之一。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有75个（一说99）。这其中，贩卖毒品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的国家不到10个。这其中，贩卖海 洛因仅50克量刑即可达到死刑下限的国家只有一个：中国。当然，各国刑法都不需要以别国为准则，要考虑本国国情。中国的国情就是吃过鸦片的亏，还没反过劲儿来。



31. 关于阿克毛的三点评论：1) 单根据贵国刑律，处死阿克毛没有任何问题。2) 希望贵政府也能像英国政府一样对自己的国民负责，某网民评论到，“连一个毒贩子的命都想保，无 耻！”如果能被这样“无耻”的政府管辖，是我莫大的荣幸。3) 英国人的简单逻辑：杀人是不对的。自己联想到历史上的屈辱，正是一个残缺的民族自尊的体现。



32. 根据谷歌金山词霸，turkey这个词不仅有火鸡的意思，还有如下释义：装模作样的人, 摆臭架子的人; 无能的人; 不受欢迎的人[东西]; 胆小鬼, 懦夫”。我号召中国人民向有骨气的首尔人民学习，联合土耳其人民共同抵制西方以陶瓷和家禽命名两国的辱华、辱土恶劣行径。

怀旧时间到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
匆匆，匆匆
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

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
匆匆，匆匆

我们都是赶路人，珍惜光阴莫放松，匆匆，匆匆
莫等到了尽头，枉叹此行成空

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
匆匆，匆匆

——胡德夫《匆匆》


到了这个时节，照理说是为过去这一年总结得失，顺便再张望张望未来的时候了。但年终总结的滑稽之处是，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大起来每年的上半年都发生过什么重要 的事情。有点像小时候在老家，那时刚知道有过年这回事，家家户户都会买“年货”，小伙伴们互相炫自己过年的衣服。我就很疑惑地问妈妈：为什么只有冬天才能 穿新衣服？那咱们夏天是穿什么过来的？

上半年在印象中过得很平淡。上班的时候要求学校把我的课一率安排到了下午，晚上就可以看书到很晚。隔几个周会跟喜欢的朋友一起打打球，或者到pub里看live。最大的一次live当然是镇江迷笛十周年的演出，那样的经历，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有。

夏末的时候我到河北柏林禅寺里修行过，今后再回到墙内如果条件允许，我会年年去找师父的。总体来说，赴北美之前，我过得就是一种“想吃点什么就去吃点什么”的懒散日子。很多年以后，我又会怀念在北美忙得要死要活的日子了。所以说，银介辈子就那么回事，要知足。

今年最剧烈的变化应该是远赴北美，不过那也是相对而言。国外跟我原来了解的差不多，所以我来只不过是确定了很多我以前就知道的事情。事实上很多有独立思考能 力的人不需要出国也知道中国现在到底有什么问题。相反，另外一些不善于反思的人即使到了国外看到差异也无动于衷。脑子更乱的人还会朝相反的方向理解，如： 这个地方真乱啊，整天示威游行（香港两千年示威游行达一千例）；法国地铁工人成天罢工（中国的工会是摆设当然没法罢工）；连法轮功都合法（在自己国家里反 而不合法）；加拿大穷人好多啊（大概自己也忘了是来自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吧）。这些都说明，人类确实是有牵强附会地朝自己喜欢的结论去理解一切事物的能力。

但是生活上的差异还是造成了很多不习惯。比如发达国家都普及了洗衣机和干衣机，导致所有屋子都没有晾衣服的阳台，也没有固体肥皂（总不能把这扔到洗衣机 里）。我手洗了五六年衣服了连洗衣机都没用过，所以非常不适应。再说吃的，这里的动物尸体会分成不同的部分按不同的价钱卖（因为口感、肉质均有差异）。我想，如果我死了尸体不被等同处理，而是一部分土葬，一部分水葬，一部分天葬，一部分火葬，我一定会很悲伤。

有关我的专业的事情以前没有提过，现在西方国家有一大类专业叫Area Study，把世界分成片儿来研究。同其他的Area Study一 样，我选择的东亚地区研究的跨学科特点也很明显，而每个学校此类专业重点不完全一样（当然都是文科），有的侧重于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有的侧重于文化学、 人类学、文学，而王小波和李银河在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的都是社会学。我申请的时候选择了台湾地区文化、文学研究。当时我考虑到台湾跟新疆、西藏在很多方面很相似。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对这些地区都不够了解或者存在误解。有关这三个地方的声音几乎都来自单方面（台湾情况稍好）。由于缺乏正常的沟通 途径，国内气氛非常紧张，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争执的双方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存在误解，随着误解逐渐升级而失去了继续听对方意见的耐性，最终演变为战争的。我想做一个调解人，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个其实你并不熟悉的台湾。另外，台湾作为民主制度的试验田，总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跟原来某台湾导师有所争执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貌似了解对方，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跟大陆与台湾面临的情形一模一样。除此之外，我认为此人在做人上也大有问题，我很庆幸很早就发现了这点。现在我的导师换了，课题只好随之变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开始的时候有点不爽，因为我在国内学了英美文学，现在到国外反而跟老外学中国文学。但后来就想开了，因为Richard在这个领域确实是很牛逼的。只要能学到东西，不管是在哪儿学的，跟谁学的，都不丢人。

目前我的生活很简单，我喜欢把大量的时间都留给自己，用来读书、思考、写作。不同的是，现在这些书里有很多是被强迫读的，因此读起来很遭罪。这让我想起了王 小波的话：指标这种东西，是一切浪漫情调的死敌。假如有上级下达指标令我每周和老婆做爱三次的话，我就会把自己阉掉。说到感情生活，我向来都是一个人的时候享受自由，两个人的时候享受甜蜜，所以也就不着急找女朋友。达不到此种境界，只能是一个人的时候被寂寞困扰，两个人的时候被争吵困扰。

下一个学期要给六门课当助教，刘瑜老师说“听起来怎么那么恐怖呢”。累是累点，为了他妈的生活，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啦。跟中国比起来，加拿大距离社会主义似乎更近一些。相信我的努力可以为北美早日实现社会主义、与中国站到同一条队伍里贡献一点点微薄的力量。希望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能保持住现在的乐观和坚定，但比现在再宽容一些。2010年，我非常期待它的到来。

写在阿毛诞辰116周年

最近几年每逢毛的诞辰和忌辰，极左派都要组织大型活动向中央示威。据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9月13日《简报》记载：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8个城市，都搞了纪念毛泽东忌辰的活动。参加人数由二百多人至一千七百多人。纪念活动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号召在中国大地掀起一场革命风暴。2005年9月10日，天津极左派举办了“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题集会，极左作家魏巍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集会结束时，魏巍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到场列席观察的政府某部官员曾多次出示警告：会议已超越了界限。主持人则播放文革中的语录歌《造反有理》以壮声威。 2005年9月9、10两日，延安极左派搞纪念追思会，近一千二百人参加。有离休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政委一级高级干部携带家属随员出席。与会者情绪激动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会场外还朝天鸣枪，表示要展开武装斗争。

不仅如此，极左网站“乌有之乡”曾大力倡议网民佩戴毛泽东像章，用“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彼此问候，呼吁集资修建毛泽东像，以及向刊登批评毛泽东内容的媒体施加压力等等。据星岛环球网报道，这份倡议刊登之后引起了网民的巨大反响，支持的人并不在少数。我想，这些就是在2007年年末涛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开篇就“漏掉”了毛泽东思想的原因吧，而这几乎是当年所有将要参加2008年年初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难以解读的一点。

人大概都有怀旧的贱毛病。有些人对社会现状不满，认为贫富差距过大、原有价值观分崩离析等问题都来源于政府搞改革开放、过于西化，于是开始狂热地追忆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种种“好处”来了，比如均贫富（都穷嘛），比如理想主义（都要为共产主义献身嘛）。这些人里，年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父子反目、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而某些安然度过那个荒唐年代甚至因此发迹的年长者更贱。回忆起上山下乡，即使是在臭狗屎堆里荒废掉的岁月，也一样能闻出青春的芳香。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父子反目，那你就去读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对文革的构建吧：“我在公共汽车见了老太太都不让座，恐怕她是个地主婆；而且三岁的孩子你也不敢得罪，恐怕他会上哪里告你一状。”或者去读乔治奥威尔早在1948年就对红卫兵作出的预言吧：“最糟糕的是，通过象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所谓家破人亡，不用说文革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迫害，从51年的三反五反到57年的反右和随之而来的反右扩大化，阿毛为了消灭个性统一思想可谓是煞费苦心。有的部门甚至为下级单位硬性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很多家庭无缘无故受到波及。

荒唐的上山下乡运动拆散了无数家庭，先后有一千六百多万正处于青春年少时期的“知青”被强迫下放到边疆和农村。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等到政府开始允许知青回家的时候，原来的花季少年已经在不得不在农村成了家，这时又出现知青为回城不惜遗弃家属和子女的现象（中国有最严格的户籍制度，家属和子女没有城市户口，无法自由迁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奴役了一整代中国人的僭主被冠以了格瓦拉般的英雄主义气质。对于大部分青少年，毛泽东一手导致50年代末期的大饥荒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得到正视，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种种问题，这些都是极左思潮复活的条件。这些人不把当今的问题归于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倒退导致的后遗症，反而将矛头指向了所谓“西化”。也许大多数崇毛的青年并没有极端到想要推翻政府的程度，但每当毛的诞辰、忌辰的时候网上的那些由他们发出的一个个缅怀毛泽东的信号，都是一个个极权主义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客观评判毛泽东仍然有其重要价值。只有我们像俄罗斯一样不耽于正视历史、铭记伤痛，才不会重蹈历史覆辙。

“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和牺牲为代价。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不能假恢复历史公正之名，为斯大林制造的大清洗开脱。” （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




Notes：

1. 十七大报告原文第一自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2. 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复查核实改正错划右派533222人，占总人数97％。

Bibliography：

1. 1949—1976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 谢泳
2.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王友琴

寻找未被发掘的人生

11月14日下午我到维多利亚唯一的歌剧院Royal Theatre听了一场斯特拉文斯基 (Stravinsky) 的《浪子历程》（The Rake's Progress）。这是斯特拉文斯基最后一部新古典主义歌剧（之后他走向了序列主义），所以我猜想应该是登峰造极之作，但也许是当天状态不是很好，演出过程中打起了瞌睡。歌剧也好，摇滚乐也好，在西方比较普遍，因此水平参差不齐，运气好了才能赶上一场很牛逼的。如果外国剧团到国内演出，不管是剧团还是剧目都是国际一流的，肯定要场场爆满。

剧院里贴了好多画，每当看到这些让我的想象恣意驰骋的东西我总忍不住很自恋很自恋地想：哎，要是生在一个教育制度正常一些的国家，兴许咱也是画家了。我从小就喜欢涂涂画画，还在延边一个少儿漫画期刊上发表过作品，父母就把我送到我们那儿挺出名的一个老师那里学画画了，上了高中也一直对美术感兴趣。中国的高中从高二的时候开始会开设一种很流氓的“美术特长班”让你“自愿”参加。“自愿”的意思就是说那些脑子一根筋、嘴里说“知识改变命运”心里想的是“文凭改变命运”的父母会逼那些对美术从来没感过兴趣的子女从素描开始学画画。而这种特长班只有所谓的“差生”才有“资格”报名，我的转班申请就被学校给弊掉了。

谁都清楚，这种特长班不是为了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提高升学率。像这样类似的口号被制定出来就是供中国的老师们违反之用。比如我们知道，中国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叫做“课间操”，据说是为孩子们的身体着想的。让我这样对美丑反应强烈的孩子做这种极其丑陋的事情总会是一种审美上的挑战。要是逃掉，老师会整死你的。但孩子们真的拿足球或者篮球到学校来玩，老师又会不遗余力地没收和打击孩子，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展出这么分裂的人格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总是充满了各种悖论：一边在运动会上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一边把大众体育搞得一塌糊涂，只能靠举国体制增强个别人的体质，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眼保健操是强制性的，但作业布置得却越来越多，导致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眼率达到世界第一……等等，不一而足。

后来我因为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跟随天津音乐学院的张军老师混交响乐队。在高中繁重的课业下每个周末都拿出时间来参加大乐队的排练当时觉得挺疯狂，但这样的事在正常的教育体制里是司空见惯的。音乐和运动本来不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吗？大部分孩子只是被无形地剥夺了一部分享受美和健康的权力。

前几日分享了一个韩寒在其刚退学的时候留下的视频，他对所谓的“全面发展”嗤之以鼻：“那些语文也好数学也好物理也好化学也好的所谓‘全面发展’的学生，你扔给他一部相机，一把吉他，他什么都不会。”道出如此简单的常识也被众人认为是什么“偏才”、“怪才”，只能体现出中国教育的畸形程度。韩寒的访谈也再次验证了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一个媒体人变得很出名，往往不是因为他的见解多么独到深刻，而只是因为他说出了大家都想说的话。比如韩寒的这句：谁说我不喜欢学习，我热爱学习，我只是讨厌在学校里学习，因为在学校里做的事情往往不是在学习。其实稍微有点思想的叛逆高中生哪个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在中国操蛋的教育体制和恶心人的师资队伍的折磨下，又有多少人因为无法像韩寒那样出书养活自己或者被犬儒主义的父母逼迫而只好留在体制内的呢？还有傻逼拿韩寒罗永浩这种人高中退学跟比尔盖茨相提并论，这二者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教育的目的从来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制度也不可能适合所有个体。比尔盖茨的情况是他可以在一个大家觉得相对满意的体制内学习，也可以选择一条更适合个人的发展道路，来去自由。这跟大多数人都对教育不满而只有少数人凭借个人天赋杀出重围有着本质的区别。还有的傻逼说：“那谁叫你没有韩寒那个本事呢，那就老实留在体制内。”意没意识到中国教育有问题，以及要不要改正这些问题，跟你有没有韩寒那么大的本事写书，这同样也是两回事。

跟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我已经身处教育体制之外了。现在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每天都会拿出一个小时到学校的游泳馆里游泳。第一天只游了一百五十米，上了岸腿直打哆嗦。现在我能边休息边游上一公里了，我打算在毕业之前能一口气游完一公里。

等到下个月发奖学金的时候，我要买一个滑板。这里极限运动很普遍，年轻人有很多用滑板滑到学校上课的，到了教室里放在座位旁边就可以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从宿舍轮滑三公里到学校的经历，还被大家投以各种各样的眼神。我一直觉得轮滑更酷，但现在觉得滑板更方便，我要变得更酷才可以，酷无止境。

电吉他是我一直想要的，以前在乐队里只能摸朋友的琴，偶尔耍两下。记得“防火重地”的李坤用一把在美国买的Fender，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呢。如今我到了一个不用担心会买到假Fender的国家了。要是明年实习以后经济条件允许，我也要买把真Fender回去给朋友们秀一秀。

起初到了国外自己烧菜是为了省钱，后来觉得，为什么不把它当做提高厨艺的机会呢？现在我不仅热衷于烧菜，还会跟住在楼下的中国室友讨论这锅菜烧得好在哪里，烂在哪里。在我眼里，烧菜跟写作一样，都是一种创作。

刘瑜老师说：“有些人天生就是诗人，即使他当了一辈子的会计，骨子里仍然是个诗人。” 也许那些已经当上了会计的诗人们已经被生活所累到再也无暇埋头写诗了，可我仅希望那些还追求生活情趣的人能够抽出一点时间，翻出抽屉中的画笔、口琴，擦净墙角吉他上的灰尘，偶尔去寻找一下自己未被发掘的人生。

躁动联合社周年纪念

去年的这个时间前后，我跟我的朋友于小杉在佳世客的一家音像店门口看到一张唐朝乐队演唱会的宣传海报，上面留有一个QQ群的联系方式方便订票，我就顺手记下来了。当然，我当时并不清楚这对我后来的生活将有怎样的影响。

作为一个一贯清高的人，我总是不屑于找到任何“组织”，单打独斗是我的个性。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在一个小城市里即使能找到一个一起听“枪炮与玫瑰”的朋友都是件挺困难的事情。同任何一个刚刚迷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所有文艺青年一样，我那时经常陶醉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幻觉中。随后我接触到了被我称为“中国的滚石杂志”的《我爱摇滚乐》，并且开始在RockBBS上通过写乐评结交朋友，但作为一个自认为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科班生，在面对当时众多只有理想没有技术的乐队时，我仍旧保持着一种优越感。虽然在现在看来，这种优越感正是来源于对现实的失望：除了跟师范学院音乐系的一个朋友交流音乐以外，我在这个城市几乎找不到可以交换CD听的人（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这个城市收藏打口碟数目最多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逐渐对这个城市的音乐亚文化发展失去了兴趣。加之我看了一些关于中国摇滚乐现状的纪录片，我以为摇滚乐这玩意儿看来真是人家洋鬼子的东西，也许就没法在中国生根发芽吧。我关起门来，自己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现在看来，这种幼稚的判断跟所有处于悲观期的群体的想法是一个路数：民主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性解放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但实际上，民主制度从来没有自动的“适合”任何一个国家，你能找出哪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呢？美国作为一个以清教徒为主要宗教群体的国家，在有关性的问题上，其保守程度曾令人发指。摇滚乐这种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在美国的摇滚乐史中，猫王曾经因其歌曲的煽动性而造成当时青少年父母的巨大恐慌。在其他地区的摇滚乐史上，乐队也都是从地下状态慢慢发展到半地下，最终实现了成熟的商业化的。仅以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迷摇滚乐的时候全中国仅有迷笛音乐节这一个大型亚文化盛宴，但看看最近几年的状况吧：迷笛、摩登天空、成都热波、玉龙雪山音乐节、草莓音乐节，西湖音乐节……

诚然，近年这些音乐节也并不全由地下乐队的表演组成，乐迷的成分也开始复杂了起来。这时又有一帮傻X开始抱怨了：妈的这些都是“伪摇”。哎，你让人很难做啊，这东西不流行的时候你埋怨它不流行，现在流行了你又埋怨它流行了。我承认摇滚乐的力量来自她的真实，但从宏观的眼光来看，摇滚乐的发展从来都是跟女人（果儿）、商业、虚荣、乐队之间和乐队内部的争名夺利等等联系在一起的。猫王的走红就是商业宣传的结果：他们让一个白人去唱黑人的歌。所以在我看来，“伪摇”的增多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说明一种地下文化正在逐渐走向大众化。

就如同民主宪政的完成总要有一些人去实践一样，摇滚乐向大众化的转变同样需要有人推波助澜。在这个小城市里，摇滚乐的演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都需要有人去做。听听过去这一年在烟台演出的乐队的名字吧：崔健、唐朝、谢天笑、许巍、重塑雕像的权利、庙、玛雅、轩辕、大妈辣妈、张铁、逃跑计划、李志。除了前四个，都是一个叫做躁动联合社的团体争取的结果。青岛是胶东地区摇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躁动联合社不计任何报酬，从对联系演出一无所知开始，向青岛自由古巴的张大哥学习酒吧演出的商业模式，有乐队到青岛就争取他们到烟台作为下一站，就这样逐渐繁荣了这座小城市的文化市场。这个已经实现了半专业化的团队里的主要成员有美工鲍勃玛利（已婚）、二炮、灰尘、鲁子、吉洛的小马……（后面一百多个名字省略）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只有一个：对理想的执着。正如鲍勃码利说的一样：“我们义务的做摇滚的广播员，而且我们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经济方面的付出，但我们赢得了摇滚的繁荣和朋友们的友谊，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聚集在一起，在摇滚的天地里亲近着。乌托邦这个词，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义。我们可能没有能力组建乐队，没有可能资助摇滚是也，但就在这样的民间团体的努力下，这种文化会繁荣的。而且，她也真的繁荣了。”

非常荣幸曾经跟一群踏踏实实真真正正做事情的人共事过。躁动联合社，一周岁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