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联合社周年纪念

去年的这个时间前后，我跟我的朋友于小杉在佳世客的一家音像店门口看到一张唐朝乐队演唱会的宣传海报，上面留有一个QQ群的联系方式方便订票，我就顺手记下来了。当然，我当时并不清楚这对我后来的生活将有怎样的影响。

作为一个一贯清高的人，我总是不屑于找到任何“组织”，单打独斗是我的个性。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在一个小城市里即使能找到一个一起听“枪炮与玫瑰”的朋友都是件挺困难的事情。同任何一个刚刚迷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所有文艺青年一样，我那时经常陶醉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幻觉中。随后我接触到了被我称为“中国的滚石杂志”的《我爱摇滚乐》，并且开始在RockBBS上通过写乐评结交朋友，但作为一个自认为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科班生，在面对当时众多只有理想没有技术的乐队时，我仍旧保持着一种优越感。虽然在现在看来，这种优越感正是来源于对现实的失望：除了跟师范学院音乐系的一个朋友交流音乐以外，我在这个城市几乎找不到可以交换CD听的人（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这个城市收藏打口碟数目最多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逐渐对这个城市的音乐亚文化发展失去了兴趣。加之我看了一些关于中国摇滚乐现状的纪录片，我以为摇滚乐这玩意儿看来真是人家洋鬼子的东西，也许就没法在中国生根发芽吧。我关起门来，自己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现在看来，这种幼稚的判断跟所有处于悲观期的群体的想法是一个路数：民主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性解放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但实际上，民主制度从来没有自动的“适合”任何一个国家，你能找出哪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呢？美国作为一个以清教徒为主要宗教群体的国家，在有关性的问题上，其保守程度曾令人发指。摇滚乐这种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在美国的摇滚乐史中，猫王曾经因其歌曲的煽动性而造成当时青少年父母的巨大恐慌。在其他地区的摇滚乐史上，乐队也都是从地下状态慢慢发展到半地下，最终实现了成熟的商业化的。仅以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迷摇滚乐的时候全中国仅有迷笛音乐节这一个大型亚文化盛宴，但看看最近几年的状况吧：迷笛、摩登天空、成都热波、玉龙雪山音乐节、草莓音乐节，西湖音乐节……

诚然，近年这些音乐节也并不全由地下乐队的表演组成，乐迷的成分也开始复杂了起来。这时又有一帮傻X开始抱怨了：妈的这些都是“伪摇”。哎，你让人很难做啊，这东西不流行的时候你埋怨它不流行，现在流行了你又埋怨它流行了。我承认摇滚乐的力量来自她的真实，但从宏观的眼光来看，摇滚乐的发展从来都是跟女人（果儿）、商业、虚荣、乐队之间和乐队内部的争名夺利等等联系在一起的。猫王的走红就是商业宣传的结果：他们让一个白人去唱黑人的歌。所以在我看来，“伪摇”的增多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说明一种地下文化正在逐渐走向大众化。

就如同民主宪政的完成总要有一些人去实践一样，摇滚乐向大众化的转变同样需要有人推波助澜。在这个小城市里，摇滚乐的演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都需要有人去做。听听过去这一年在烟台演出的乐队的名字吧：崔健、唐朝、谢天笑、许巍、重塑雕像的权利、庙、玛雅、轩辕、大妈辣妈、张铁、逃跑计划、李志。除了前四个，都是一个叫做躁动联合社的团体争取的结果。青岛是胶东地区摇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躁动联合社不计任何报酬，从对联系演出一无所知开始，向青岛自由古巴的张大哥学习酒吧演出的商业模式，有乐队到青岛就争取他们到烟台作为下一站，就这样逐渐繁荣了这座小城市的文化市场。这个已经实现了半专业化的团队里的主要成员有美工鲍勃玛利（已婚）、二炮、灰尘、鲁子、吉洛的小马……（后面一百多个名字省略）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只有一个：对理想的执着。正如鲍勃码利说的一样：“我们义务的做摇滚的广播员，而且我们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经济方面的付出，但我们赢得了摇滚的繁荣和朋友们的友谊，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聚集在一起，在摇滚的天地里亲近着。乌托邦这个词，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义。我们可能没有能力组建乐队，没有可能资助摇滚是也，但就在这样的民间团体的努力下，这种文化会繁荣的。而且，她也真的繁荣了。”

非常荣幸曾经跟一群踏踏实实真真正正做事情的人共事过。躁动联合社，一周岁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