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

过把瘾就死

小波在他某篇文章里提到过这么一个实验,说一帮科学在海豚的神经中枢负责产生性快感的区域里植入了一块电极,然后让海豚自己控制开关,结果这海豚就不停地来高潮,把自己给high死了。

我觉得我现在就跟那只海豚一样。

自从打定主意把女朋友接过来以后我就一直处于这种High的状态,什么事都做不下去。比起今年夏天,我没有多读什么书,学术上毫无进展,也没有去什么地方,就连参加学术研讨会都没什么兴趣了。这个周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的Gail Hershatter来我们学校开会,本来应该是个绝好的机会,但我竟然提不起兴趣去找她单独交流。由于阅读英文一手文献的速度有限,这种学术研讨会可以用来迅速扩充二手文献的积累。讲座的题目是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跟她明年要出版的新书是同一个题目,有关中国的妇女问题。Hershatter和陕西省妇联研究室主任高小贤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走访了位于陕西省中部和南部的四个村落,与当地的年老妇女交谈,收集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这些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上世纪50年代接连的社会运动对农村地区妇女的影响,从50年颁布的共和国第一部新法《婚姻法》开始,到跃进和饥荒为止。这些妇女的记忆跟男人大不相同,原因很复杂,比如各种政治吹风会基本上是由家里男人去开的,Domestic Life对妇女记忆构成是至关重要的,那才是她们工作的场所。当然这些大多超过六十岁的老太太们的记忆经常前后不符,也受到了后来生活的影响,比如一提到50年代初的合作化,老太太们说Collectivism真是好,大家终于能吃饱饭了,再提到80年代家庭联产,老太太们又说De-collectivism真是好,大家终于能吃饱饭了。再比如所有人在提到“旧社会”的时候都叫苦连天,但新旧社会的分界却都不一样,有1940,也有1949,还有以1963年闹完饥荒、解散食堂为界的,Hegemony的影响显而易见,从这个角度上讲,口述历史和Archive历史(或者说官史)是一样的。“But this is all we’ve got, this is all we have to work with.” 这一点是我在看崔永元老师的《我的抗战》时就注意到的问题。顺便赞一个,崔老师,你是真他妈的牛逼,跟Hershatter一样,踏踏实实去做事情的人总让我景仰。

开完会我就跑去看电影了,The World of Suzie Wang,60年代的老片子,绝对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最佳注释。塑造出这些Stereotype的,则无一例外是西方人。比如片子里的女主角Nancy Kwan,虽出生在香港,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又一个好莱坞打造的Sex Symbol,比玛丽莲梦露略晚。电影当然是一个人看的,上次小楠说一起看Inception,结果学校电影院停播;跟工程系的科学家们去看I-Max版的,结果只有我去晚了没票;除了自己看了大约十场电影,我还一个人去听了四场歌剧,一个画展,两场露天音乐会,一场赫德尔的弥赛亚。我曾经试图发展一个东北大老爷们儿听爵士乐的兴趣,拉丫去Jazz Festival,结果失败了。他说我们都是科学家,我说科学家怎么了爱因斯坦拉一手牛逼的小提琴,他说那我们都是些不入流的科学家……

一想到回去以后干什么都能跟女朋友黏在一起了,我就暗High,也不想学习了,去他妈的学术,去他妈的未来。跟老板要了五天的extension,还是干不下去,而且学术写作和媒体写作双双歉收。事实证明,不管谈过多少恋爱,多大年龄,恋爱总能让人神魂颠倒。有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你就可劲儿折腾吧,看你能把自己折腾成个什么样子。

2010年10月30日星期六

2010年10月

1. Nikolai是我教的中文班里的一个俄裔瑞士学生,因为瑞士的四种官方语言中没有英语,他到北美也要考托福,讲英文不带一点口音。像我一样,他要经常性地向周围人解释,"I am not a Canadian."

2. 回忆起大学时跟江西同学的对话:说过多少次是牛奶。/对啊,就是流lai(三声)啊。转自吉力Goodman: 小时候学拼音一直NL不分,ning(宁)和ling(零)发不出区别来,过来之后要跟教授解释I went to bed pretty late last night.才知道痛苦。

3. 当你想爱的时候,你就是男的;当你想要承受爱的时候,你就是女的。你既可以爱,又可以被爱,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东宫西宫》

4.竇唯.張楚.王勇.王凡.朱文.半野喜弘(日本).Jonas Hellborg(瑞典).李勁松's Live Show@11月12-13晚8点,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5. 天气渐凉,意味着每年投递申请的时节来到了,想来想去只有一点建议,写申请材料时拿出你的真诚,就像写情书一样。只是这次追求的不是姑娘,而是知识。

6. @蔡康永:上段恋情,全心投入,结果重伤。于是这次恋爱怕受伤,就很保留。这意味着:上次那个伤你的烂人,得到最完整的你,而这次这个发展中的情人,得到个很冷淡的你。我知你是保护自己,但这若是做生意,你这店一定倒的。永不再來的恶客,得到最好服务,而新客上门,却备受冷落,这店怎么不倒?

7. ♀:妈妈说,你们这些女孩子挑男朋友跟买菜似的,转来转去,什么都买不到。♂:那你这次为啥就挑中我了。♀:我挑到洋葱了,总让我哭。

8. @荣婧:你看人人上常常被分享这样的文章《有一种女孩,注定被剩下》,云云。多少人顶贴热捧,可知社会舆论价值观混乱。她们总说,一个女人嫁不出去的原因是因为她优雅,聪明,善良,孝顺,贤惠,甚至美丽。这真是情何以堪,无以为继啊。那大家为何不成天蓬头垢面,凶神恶煞,不学无术,泼妇骂街?

9. 京城的单身汉们请注意,本周六(10.9)张浅潜在醉乐坊演出,地点安定门西大街北锣鼓巷北口往东30米。这个不靠谱女人在群发的豆油中说:“我要在现场选一个结婚对象,所以来看我演出吧,LOVE,。。”鉴于她的神经病史,可信度不高,鲁子等烟台的花痴人士就不要冒险北上了。

10. @罗永浩:过去一新小区冬天取暖达不到规定温度,我和小区论坛的刺头们一起天天折磨物业和开发商,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崩溃同意加锅炉,后来就不冷了。再后来我看到一臭傻逼在小区论坛说最近好温暖啊,其实大家不必整天抱怨的,要相信生活会慢慢变好的。

11. 毕业旅行暂定在台湾,到国外的台湾领事馆签证就方便很多,而且不用跟团,可以自由行动,爱待多久待多久,说不定还能赶上中华民国政府成立100周年的活动。同学们,有心动的吗?一起吧~

12. 我分享的这个图很形象地说明了对phD的正规要求:我们普通人所掌握的一切知识,都是可以被google到的。换句话说,你知道的事情这个地球上一定有其他人比你先知道了。而phD必须对人类知识有所贡献,哪怕只是图上标出的那么一点点。当然了,也许有世外高人不屑于把他知道的东西写下来发表。

13. 中国近代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有两次,都发生在突然打开国门之后,一次在清末持续到民国,另一次80年代。最重要的区别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从日本还是美国回来的,对“现代”均持肯定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等)持否定态度,而中国再次打开国门的时候西方学界的现代/后现代讨论已经结束了,并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所以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如李陀)对现代性是持否定态度的。还有一点小区别,个人感觉第一次现代性讨论中文化和科技领域权重都一样(德先生和赛先生),80年代那次则完全偏重在文化领域。

14. Uvic News:Food Bank告急。从2003年开始筹建的Food Bank从每人学费中抽5毛钱(学生数量约3万)定期购买食物,温饱出现问题的学生可凭学生证每周限领取一个购物袋的食物。上月食物告急,因为学期初学生贷款还没发到(是的,大部分加拿大的学生要靠贷款完成学业)。

15. 你想做在家里上耶鲁大学的课咩?Video and audio elements from Open Yale Courses are now also available at http://fl5.me/6m3obe

16. 我一直很臭牛逼的以为自己很小众,直到遇到了豆瓣电台才发现那一代的文艺青年原来都是听这些个玩意儿长大的。

17. 电台刚刚放到彼洋乐队的一首歌,想说两句。其实我一直觉得彼洋的技术糙得要死,歌词没深度,旋律好听的歌超不过10首,但初中的时候为了跟四大天王的粉丝划清界限还是硬着头皮学了几首他们的歌,这也说明了我也没自己想象的那么“有品味”。

18. 关于中学课本中鲁迅的篇目减少一事本没什么值得说的,看到《南周》上周的一篇“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唐僧几句:1.即使不在中国这样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人们的喜好通常也是建立在无知之上的。2.不错,鲁迅一直都喜欢日本人,但喜欢日本人和喜欢日本政府是两码事。3.英美中小学课本里莎翁是必修,但大部分学生毕业后不会再看《麦克白》一眼。夏天跟老娘去卡尔加里看了场改编自莎剧的现代舞台剧,跟总监聊天时她说:Shakespeare is not everyone's bag. 所以删就删了吧,要是以后喜欢鲁迅的人都懂鲁迅的话,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

19. “I have lost complete faith in mankind.”“Good for you.There is womankind.”

20. “为什么孙悟空能大闹天宫,却打不过路上的妖怪?”“开始自己是老板,后来当了公务员,当然不用特别卖力了。”

21. @留学生: 每当熬夜写report的时候,就遥想当年诸葛亮做造10万支箭的project,第一天不干,第二天不干,第三天deadline快到的时候,拉鲁肃通宵。

22. 上周的Seminar上扯到北美A片相关法律法规,除了禁止奸尸,禁止幼童参演,其他什么兽交啊吃屎喝尿的都合法,接下来就扯到日产A片的变态程度了,这帮人都说口味太重了。当时其实我想说:要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都允许拍A片,形成了成熟的产业的话,比变态绝对不会输给日本人。

23. 关于素食和杂食:美国的所有食品包装上都被强制要求注明成份及热量,大学开设营养和食品科学非常普遍,截止到2008年1月注册营养师的数量超过了七万六千人,但这些都不能阻止肥胖人口数量日益庞大。因为胖瘦和营养基本上是由饮食习惯决定的,很少有人会刻意控制每日摄入营养的种类和数量。钙片解决不了中国人集体性缺钙的问题,因为中餐的烹饪方法对钙质的破坏很大。因此什么都吃才是保持营养均衡的最佳方法,营养师倡导素食只是因为现代人普遍缺乏素食(并不是因为素食更加健康!)

24. 跟他们相比,我眼中的世界简直就是一片混沌。

25. 我出生在一条巨大的河流中,到死时也只能伴随它一小段,但我仍想看到这条河上游的源头,下游的去向。

26. 这个周一刚做了个presentation有关中国环保NG0和围绕反对垃圾焚烧展开的社会组织形式,结果接连得知梁从诫先生去世和下周戴晴要来做环境问题的报告,这他妈的一定是巧合……

27. 老状态一枚:做一名合格的地球公民的开始是关心自己生产的垃圾和生活污水到了哪里;做一名合格的中国公民的开始是关心自己缴纳的税款到了哪里。

28. 中国第一个垃圾焚烧站于1987年投入使用,但目前的不到一百家焚烧站80%以上建于2003年之后,其中70%坐落于东南沿海城市化集中的地区。这些垃圾焚烧项目在2008年和2009年引发了30多个城市的群体性事件。

29. 龙应台的《野火集》里提过台湾80年代环境污染程度。台湾的“垃圾战”约从80年代中期开始,集中于台北高雄等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1986年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鹿港居民反杜邦设二氧化钛厂事件,政府支付了超过120亿台币的赔偿金。中国大陆07厦门PX事件的意义可与之相提并论。

30. 据我目前查的文献,国外已实现工业化的垃圾处理方式只有填埋和焚烧(发电)。垃圾问题最早出现在城市化最早的欧洲,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可以把排放的污染物(主要是二噁英)降到很低,但要花很多钱,日处理能力也有限。中国特色政治决定了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急功近利,不会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来。这跟我们中国人以往生活经验很像:国外的好东西到了我们国家通常也都变成坏东西了。

31. 狂刷了N条环境推,就算向梁从诫先生致敬了吧。

32. 下午跟陈瑛铎通电话喊他看老电影,他说干嘛不找女的去,我觉得也是。挂了电话开始翻电话本,DJ说过对老电影兴趣不大;小楠没接,给我回电话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对于一个始终在文科院系的男生,发现自己一年只交了两个女性朋友时候的心情,你们这帮科学家是无法体会的。

33. 晚上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整座城市都在玩儿万圣节的Cosplay,除了一个扮男性花仙子的壮汉只穿了条粉红色内裤的样子很给力以外,我的眼里就只能看见女吸血鬼,女超人,女闪电侠,女罗宾汉,女角斗士,女护士,女警察,各种各种制服诱惑。

34. 转:地铁一号线很不淡定,快到五棵松时,列车广播说:“下一站五棵松,有去看天后王菲演唱会的请在五棵松站下车”,于是乎,所有的人都下了。

2010年10月9日星期六

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己

匆匆忙忙又一年,前两天跟丹说怎么这么快你又过生日了啊。伊说,一年是一个5岁孩子生命的1/5, 十岁孩子的1/10,现在的1/25,所以越来越快呀。


我喜欢跟老朋友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可以感慨一下岁月的雕琢,看看彼此的变化。


过去这一年我面对了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环境。刘瑜老师在《七年之后》里说“以前我总觉得象我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结交五湖四海的狐朋狗友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力量确实比我想象的强大很多。你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政治观念、喜欢的哲学家、电影、电子游戏一模一样,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不能成为‘哥们’。”也就是说,只有跟别的文化切身发生碰撞时,我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种原来察觉不到的差异。好在这样的外部差异可以成为我审视自己的镜子,就像跟不同的女朋友交往一样,我有了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比如发现自己喜欢照顾对方,发现自己脾气不好独断专行。这些发现有时候让人失望,或者也会让人兴奋异常。


我发现自己的知识面很狭窄,跟国内的读书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资源。来了以后发现,随便一个东亚系的老师,中国、韩国、日本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都能侃侃而谈。而我即使对相似文化背景的台湾也知之甚少。


我变得心态平和,也更加宽容了。之前我喜欢鲁迅,现在我更喜欢胡适。面对种种悲痛,除了热血,耐心和温情往往更加重要。这种变化不知是否跟这里的景色也有关系。这个夏天我在飘散着薰衣草香的院子里读了大半个夏天的书,发呆的嗜好就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我开始喜欢上那种脑袋完全放空的感觉,每天都要抽一个小时听风,看云,数星星。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看着夕阳沿着墙角一寸一寸地挪动,耳边是蜂鸟嗡嗡地叫,突然想到了鼓浪屿的连岳,阳明山上的李敖,瓦尔登湖畔的大卫梭罗,我开始能够体会他们的心境了。


在国内的时候,我在政治光谱上是中左,而在加拿大,我发现自己是中右。换句话说,我总是跟当地政府的主张有所冲突。在中国,起码的公平正义都无法保障,我所关注的更多是各种社会底层维权运动和三农问题。在加拿大这种人人生活都有基本保障的高福利社会,我更专注税收制度。知识分子的类型,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陈寅恪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被我们记住了,而不是他的任何一本学术著作,这是因为他处在一个极权制度下不能安心地做学问,他被环境胁迫,成为一名捍卫学术自由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我与现实之间关系也经常处于紧张的状态。张晓刚老师在一个访谈中说,他们80年代的艺术家会觉得自己被社会边缘化了。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当不被需要时,你与这个社会就会产生矛盾。唐朝对于诗人来说是美好的年代,那时候以诗赋取士;70年代是朋克的黄金年代,80年代则是重金属,如果你像我一样在上个世纪末迷上了这些音乐类型,那即便在国外也仍是被边缘化。同样作为独立艺人,今天唱民谣的就比上世纪末在北京搞摇滚的要好混一些。


处于类似状况的还有知识分子,80年代后期“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在中国,知识分子最幸福的年代是宋朝和民国,现在这个社会不需要人文和社科类知识分子,因为我们总是给天朝捣乱,调研成果总是得不出维护天朝统治所需要的数据和结果来,那我们就没法在中国混。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要是能对知识形成一个健康的观念,那就真是谢天谢地了。我经常听到有人说类似这种话:“你打算上博士啊?念出来都多老了啊”。通常情况下我会礼貌地敷衍过去,但其实心里想的是:“哎,这帮可怜虫,都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竟然还没有真正体会过求知带来的快乐。”于是就不禁为他们难过起来。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他们让不必为生活所迫,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在一个Captalized Society里,过了二十多年不知人间烟火的生活。接下来的生活要靠自己了,我很期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