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

小波在他某篇文章里提到过这么一个实验，说一帮科学在海豚的神经中枢负责产生性快感的区域里植入了一块电极，然后让海豚自己控制开关，结果这海豚就不停地来高潮，把自己给high死了。

我觉得我现在就跟那只海豚一样。

自从打定主意把女朋友接过来以后我就一直处于这种High的状态，什么事都做不下去。比起今年夏天，我没有多读什么书，学术上毫无进展，也没有去什么地方，就连参加学术研讨会都没什么兴趣了。这个周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的Gail Hershatter来我们学校开会，本来应该是个绝好的机会，但我竟然提不起兴趣去找她单独交流。由于阅读英文一手文献的速度有限，这种学术研讨会可以用来迅速扩充二手文献的积累。讲座的题目是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跟她明年要出版的新书是同一个题目，有关中国的妇女问题。Hershatter和陕西省妇联研究室主任高小贤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走访了位于陕西省中部和南部的四个村落，与当地的年老妇女交谈，收集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这些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上世纪50年代接连的社会运动对农村地区妇女的影响，从50年颁布的共和国第一部新法《婚姻法》开始，到跃进和饥荒为止。这些妇女的记忆跟男人大不相同，原因很复杂，比如各种政治吹风会基本上是由家里男人去开的，Domestic Life对妇女记忆构成是至关重要的，那才是她们工作的场所。当然这些大多超过六十岁的老太太们的记忆经常前后不符，也受到了后来生活的影响，比如一提到50年代初的合作化，老太太们说Collectivism真是好，大家终于能吃饱饭了，再提到80年代家庭联产，老太太们又说De-collectivism真是好，大家终于能吃饱饭了。再比如所有人在提到“旧社会”的时候都叫苦连天，但新旧社会的分界却都不一样，有1940，也有1949，还有以1963年闹完饥荒、解散食堂为界的，Hegemony的影响显而易见，从这个角度上讲，口述历史和Archive历史（或者说官史）是一样的。“But this is all we’ve got, this is all we have to work with.” 这一点是我在看崔永元老师的《我的抗战》时就注意到的问题。顺便赞一个，崔老师，你是真他妈的牛逼，跟Hershatter一样，踏踏实实去做事情的人总让我景仰。

开完会我就跑去看电影了，The World of Suzie Wang，60年代的老片子，绝对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最佳注释。塑造出这些Stereotype的，则无一例外是西方人。比如片子里的女主角Nancy Kwan，虽出生在香港，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又一个好莱坞打造的Sex Symbol，比玛丽莲梦露略晚。电影当然是一个人看的，上次小楠说一起看Inception，结果学校电影院停播；跟工程系的科学家们去看I-Max版的，结果只有我去晚了没票；除了自己看了大约十场电影，我还一个人去听了四场歌剧，一个画展，两场露天音乐会，一场赫德尔的弥赛亚。我曾经试图发展一个东北大老爷们儿听爵士乐的兴趣，拉丫去Jazz Festival，结果失败了。他说我们都是科学家，我说科学家怎么了爱因斯坦拉一手牛逼的小提琴，他说那我们都是些不入流的科学家……

一想到回去以后干什么都能跟女朋友黏在一起了，我就暗High，也不想学习了，去他妈的学术，去他妈的未来。跟老板要了五天的extension，还是干不下去，而且学术写作和媒体写作双双歉收。事实证明，不管谈过多少恋爱，多大年龄，恋爱总能让人神魂颠倒。有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你就可劲儿折腾吧，看你能把自己折腾成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