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己

匆匆忙忙又一年，前两天跟丹说怎么这么快你又过生日了啊。伊说，一年是一个5岁孩子生命的1/5, 十岁孩子的1/10,现在的1/25，所以越来越快呀。


我喜欢跟老朋友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可以感慨一下岁月的雕琢，看看彼此的变化。


过去这一年我面对了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环境。刘瑜老师在《七年之后》里说“以前我总觉得象我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结交五湖四海的狐朋狗友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力量确实比我想象的强大很多。你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政治观念、喜欢的哲学家、电影、电子游戏一模一样，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不能成为‘哥们’。”也就是说，只有跟别的文化切身发生碰撞时，我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种原来察觉不到的差异。好在这样的外部差异可以成为我审视自己的镜子，就像跟不同的女朋友交往一样，我有了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比如发现自己喜欢照顾对方，发现自己脾气不好独断专行。这些发现有时候让人失望，或者也会让人兴奋异常。


我发现自己的知识面很狭窄，跟国内的读书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资源。来了以后发现，随便一个东亚系的老师，中国、韩国、日本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都能侃侃而谈。而我即使对相似文化背景的台湾也知之甚少。


我变得心态平和，也更加宽容了。之前我喜欢鲁迅，现在我更喜欢胡适。面对种种悲痛，除了热血，耐心和温情往往更加重要。这种变化不知是否跟这里的景色也有关系。这个夏天我在飘散着薰衣草香的院子里读了大半个夏天的书，发呆的嗜好就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我开始喜欢上那种脑袋完全放空的感觉，每天都要抽一个小时听风，看云，数星星。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看着夕阳沿着墙角一寸一寸地挪动，耳边是蜂鸟嗡嗡地叫，突然想到了鼓浪屿的连岳，阳明山上的李敖，瓦尔登湖畔的大卫梭罗，我开始能够体会他们的心境了。


在国内的时候，我在政治光谱上是中左，而在加拿大，我发现自己是中右。换句话说，我总是跟当地政府的主张有所冲突。在中国，起码的公平正义都无法保障，我所关注的更多是各种社会底层维权运动和三农问题。在加拿大这种人人生活都有基本保障的高福利社会，我更专注税收制度。知识分子的类型，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陈寅恪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被我们记住了，而不是他的任何一本学术著作，这是因为他处在一个极权制度下不能安心地做学问，他被环境胁迫，成为一名捍卫学术自由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我与现实之间关系也经常处于紧张的状态。张晓刚老师在一个访谈中说，他们80年代的艺术家会觉得自己被社会边缘化了。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当不被需要时，你与这个社会就会产生矛盾。唐朝对于诗人来说是美好的年代，那时候以诗赋取士；70年代是朋克的黄金年代，80年代则是重金属，如果你像我一样在上个世纪末迷上了这些音乐类型，那即便在国外也仍是被边缘化。同样作为独立艺人，今天唱民谣的就比上世纪末在北京搞摇滚的要好混一些。


处于类似状况的还有知识分子，80年代后期“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在中国，知识分子最幸福的年代是宋朝和民国，现在这个社会不需要人文和社科类知识分子，因为我们总是给天朝捣乱，调研成果总是得不出维护天朝统治所需要的数据和结果来，那我们就没法在中国混。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要是能对知识形成一个健康的观念，那就真是谢天谢地了。我经常听到有人说类似这种话：“你打算上博士啊？念出来都多老了啊”。通常情况下我会礼貌地敷衍过去，但其实心里想的是：“哎，这帮可怜虫，都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竟然还没有真正体会过求知带来的快乐。”于是就不禁为他们难过起来。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他们让不必为生活所迫，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在一个Captalized Society里，过了二十多年不知人间烟火的生活。接下来的生活要靠自己了，我很期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