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蛋疼的知识分子

这句话是今天下午在图书馆看Albert O. Hirschman的Exit, Voice, and Loyalty的时候想到的。

前段时间在吴国光老师家闲扯淡的时候他讲到这本书很有意思，我就特地找来看。这书本来是写给经济学家的，副标题是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 Hirschman认为国家运作上的衰退已经引起了政治学家足够的注意，但公司这样的机构就没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因为政治学家的对象（国家）是unique和irreplaceable的。换句话说，一家公司倒了，它的原有市场自然会被新的公司瓜分掉。但在写书的过程中他发现，在应对任何一种体制(institution)的衰退时，身在其中的人们都会采取Exit和Voice这两种应对方式。就以公司为例：当公司效益下降的时候，员工要么就另谋高就(Exit)，要么就以他们认为可行的沟通方式与主管部门协商(Voice)，Protest什么的都算。

这个理论用在哪种institution都可以，婚姻出问题了，要是两口子觉得还能过，那就一边吵架一边协商(Voice)，要是觉得没得谈了，那就离婚(Exit)；你要觉得这个国家没救了，那就移民（所谓的用脚投票），要恰好都是身怀理想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那就上街游行抗议（21年前的大学生都干过）。但这两种行为的性质是不同的：Exit是一种私人行为。大家都知道，跑路的时候不能成群结队的，看过《越狱》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风险，增加了跑路的难度和成本，不可取。而Voice必须是集体行为，你一个人抗议谁鸟你啊。这书是1969年写完的，又过了二十年，柏林墙倒了，Hirschman突然意识到，靠，原来老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要修正一下之前的说法。Exit其实也可以是集体行为，柏林墙就是因为东德人都冒着被枪毙的危险跑到万恶的资本主义那边去了。其实类似的例子中国也有，当年邓小平把特区开到深圳这个小破渔村就是因为年年从这儿偷渡到很近的香港去挣钱的人都数以万计。

相比较这两种纠错机制，我对这本书立论的前提条件更有共鸣：No matter how well a society's basic institutions are devised, failures of some actors to live up to the behavior which is expected of them are bound to occur, if only for all kinds of accidental reasons. 三权分立的思想自从确立以来，美国宪政从来没有停止过自我纠错和改进。今天的美国民主，跟乔治华盛顿时代的民主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我曾经写过一篇《危机中的民主》就是讲这么个基本道理。但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民主这个舶来品的大名虽然喊了一百来年了，从来就没到过中国，人们就忽略了这一点。这个道理就像一个穷人幻想着一个富人的生活是多么多么好一样，其实富人也有自己的问题。但如果真的有得选，大多数人肯定是选择当一个富人。大多数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来自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制度就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这也是导致80年代末那场著名悲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如果那个年代的中国土鳖知识分子的幻觉应该归咎于切鳗.毛关起门来给中国人洗脑和文革十年的民族灾难，那么西方知识分子神经错乱自然也得怪西方社会出现了危机。其实你仔细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旦出现社会危机，一定有不少知识分子抓瞎乱开药方。比如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人类想解决21世纪的问题，必须到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教中汲取智慧。” 马克思他老人家只是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出现的危机，结果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真的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列强露出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没过多久又赶上美国的大萧条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结果搞得德国纳粹日益壮大的时候欧洲很多知识分子都不知道该怎么批判纳粹，因为纳粹本来就是反西欧传统政治经济模式，这帮知识分子也反对，那你们到底跟谁一伙？好吧，他们想起了苏联的共产主义，纷纷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新生的政权上，觉得它象征着欧洲的出路。于是三十年代国际共产运动风起云涌啊，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共产党，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壮大起来的（可以自己查一下各国共产党的建立时间）。中国的共产思想也是那时候传进来的，最早介绍马克思的先驱是李大钊。可是民国的时候中国也同样面临着各种危机，中国知识分子们来劲了，觉得必须把这个邪恶的国民党给干掉中国才有出路，许多身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回来建设共产中国，再后来切鳗.毛开始学斯大林清洗知识分子，这帮人终于傻眼了。中国被这些人拯救来拯救去，就拯救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所以说，知识分子什么的，最讨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