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悖论

每学期初校园里都会出现各种社会组织来纳新，我偶然看到过“第四国际”的摊位，第四国际是个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都是托派分子，比如李大钊、陈独秀），我没想到他们现在还在活跃着，于是上前与之攀谈。一个姑娘对我说：“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之所有没有成功，是因为斯大林，金日成，毛泽东，卡斯特罗等人都没有致力于形成国际工人组织，于是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孤立……看看资本主义是多么chaos，人们没有一致的目标，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这些行为都是由经济利益驱使的（英文大意如此）。我微笑地说，“That's the beauty of it.” 于是则有，



悖论一：在改变任何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感慨个人的渺小，希望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可凡是能够调动整个国家机器去高效率地完成一件事的政府，都不会做什么好事，至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由悖论一倒推出悖论二：非理性的、煽动性的声音总是会比理智的、严谨的声音更加有效地发动群众。纵观历史，不管是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毛发动的文革，前些时候愈演愈烈的反日游行，还是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五.四”运动、天南门学潮，都反复证明了这个可悲的事实。但同时我又特别反感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知识分子成天把“民智未开”之类的鬼话放在嘴边，要知道一个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也许根本搞不清奥巴马和麦凯恩的养老保险计划之间的差别，也许仅仅是因为奥巴马的明星范儿才把选票给了他。



由悖论二倒推出悖论三：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我们需要韩寒、刘瑜、龙应台这类与社会关系更加紧密的知识分子。我见到一些同辈的学者用很刻薄的语言批评他们，这样的态度非常不讨人喜欢。因为一旦他们成了媒体人，他们的作品就进入Popular Culture的领域，与作家、导演、艺术家的作用一样，所以你无权要求他们的主张要经得起学理推敲。另一方面，学术上的东西如果不是同行根本就听不懂，怎么可能深入大众。网上点击高的什么郎咸平啊乔姆斯基啊，也只能蒙一蒙中国的大学生了。你见过真正做学问的人就知道了，他们根本没时间成天在媒体上走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