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还是很失望

我刚从戴晴的演讲现现场回来，脑子比较乱，但我不觉得这种演讲值得我再多拿出几个小时整理一下素材组织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想到哪儿就扯到哪儿吧。虽然我去之前就猜戴晴其实也说不出什么一二三来，但冲着她的题目“Water Crisis in Beijing”，觉得总能扩充一些关于北京具体问题方面的一手材料吧。戴晴这次来计划做的一系列演讲根据Poster都应该是跟环境问题相关的，title写的也是Chinese environmentalist and journalist Dai Qing，这个场次应该讲水危机，下周一则应该讲三峡大坝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结果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水危机的情况，如果不算她展示了几张自然水体被严重污染的powerpoint的话。我几乎是强忍着才听完了她的控诉控诉控诉，绝大部分愤青都是这个样子，他们的话里只有态度态度态度，只有让人能够在情绪上有波动而无法引起我任何深刻思考的东西。“萨科奇跟胡锦涛刚刚签了一笔大合同暗示了他在诺奖上的态度，如果其他国家效仿，那将是我们所有人的灾难。”除了这个观点稍显新颖剩下的我甚至懒得打出全文，秦始皇啦，毛泽东恐吓郭沫若啦，习近平的近期表现啦，高GDP掩盖的环境问题啦，独裁啦，人权啦……


我还以为今天来听演讲的人总该都知道些关于中国的基本背景呢。


是的，这不是学术研讨会，戴晴也不是scholar，而是activist，跟我们的社会角色是不一样的，但总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吧。水危机？地上水还是地下水？过度开发导致的还是工业污染导致的？中国城市水资源概况是怎样的？只字未提。就连我在Q&A时间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她的正面回答。


“我想问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在这些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事件中，您有没有看到一个与政府沟通协商的契机或者新的模式。因为在以往的环境问题中，比如三峡或者癌症村，我没有看到受影响的居民与政府产生新的解决问题的渠道，但我发现最近几年随着城市垃圾问题和垃圾焚烧厂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走上街头，政府被迫作出反应。这让我想起台湾八十年代的垃圾战对解除戒严的积极作用了，所以我就想问问您，您觉得中国的垃圾战会不会成为一个产生新的市民与政府沟通的模式？”


结果她就敷衍过去了。于是我走出教室相比较走进教室的时候没有多知道任何事。虽然我从来都把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的社会角色分得很清楚，甚至还很反感一些从来不参与改造现实的知识分子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刻薄态度，因为这些人批评这些社会活动家的观点，而我认为这不重要。刘也好，戴晴也好，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的行为，而不是观点。再说整场演讲的气氛也挺欢乐的，Richard还主动上去帮忙口译，可爱死了，我真的爱死我老板了。


那我到底还在生哪门子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