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未被发掘的人生

11月14日下午我到维多利亚唯一的歌剧院Royal Theatre听了一场斯特拉文斯基 (Stravinsky) 的《浪子历程》（The Rake's Progress）。这是斯特拉文斯基最后一部新古典主义歌剧（之后他走向了序列主义），所以我猜想应该是登峰造极之作，但也许是当天状态不是很好，演出过程中打起了瞌睡。歌剧也好，摇滚乐也好，在西方比较普遍，因此水平参差不齐，运气好了才能赶上一场很牛逼的。如果外国剧团到国内演出，不管是剧团还是剧目都是国际一流的，肯定要场场爆满。

剧院里贴了好多画，每当看到这些让我的想象恣意驰骋的东西我总忍不住很自恋很自恋地想：哎，要是生在一个教育制度正常一些的国家，兴许咱也是画家了。我从小就喜欢涂涂画画，还在延边一个少儿漫画期刊上发表过作品，父母就把我送到我们那儿挺出名的一个老师那里学画画了，上了高中也一直对美术感兴趣。中国的高中从高二的时候开始会开设一种很流氓的“美术特长班”让你“自愿”参加。“自愿”的意思就是说那些脑子一根筋、嘴里说“知识改变命运”心里想的是“文凭改变命运”的父母会逼那些对美术从来没感过兴趣的子女从素描开始学画画。而这种特长班只有所谓的“差生”才有“资格”报名，我的转班申请就被学校给弊掉了。

谁都清楚，这种特长班不是为了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提高升学率。像这样类似的口号被制定出来就是供中国的老师们违反之用。比如我们知道，中国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叫做“课间操”，据说是为孩子们的身体着想的。让我这样对美丑反应强烈的孩子做这种极其丑陋的事情总会是一种审美上的挑战。要是逃掉，老师会整死你的。但孩子们真的拿足球或者篮球到学校来玩，老师又会不遗余力地没收和打击孩子，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展出这么分裂的人格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总是充满了各种悖论：一边在运动会上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一边把大众体育搞得一塌糊涂，只能靠举国体制增强个别人的体质，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眼保健操是强制性的，但作业布置得却越来越多，导致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眼率达到世界第一……等等，不一而足。

后来我因为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跟随天津音乐学院的张军老师混交响乐队。在高中繁重的课业下每个周末都拿出时间来参加大乐队的排练当时觉得挺疯狂，但这样的事在正常的教育体制里是司空见惯的。音乐和运动本来不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吗？大部分孩子只是被无形地剥夺了一部分享受美和健康的权力。

前几日分享了一个韩寒在其刚退学的时候留下的视频，他对所谓的“全面发展”嗤之以鼻：“那些语文也好数学也好物理也好化学也好的所谓‘全面发展’的学生，你扔给他一部相机，一把吉他，他什么都不会。”道出如此简单的常识也被众人认为是什么“偏才”、“怪才”，只能体现出中国教育的畸形程度。韩寒的访谈也再次验证了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一个媒体人变得很出名，往往不是因为他的见解多么独到深刻，而只是因为他说出了大家都想说的话。比如韩寒的这句：谁说我不喜欢学习，我热爱学习，我只是讨厌在学校里学习，因为在学校里做的事情往往不是在学习。其实稍微有点思想的叛逆高中生哪个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在中国操蛋的教育体制和恶心人的师资队伍的折磨下，又有多少人因为无法像韩寒那样出书养活自己或者被犬儒主义的父母逼迫而只好留在体制内的呢？还有傻逼拿韩寒罗永浩这种人高中退学跟比尔盖茨相提并论，这二者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教育的目的从来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制度也不可能适合所有个体。比尔盖茨的情况是他可以在一个大家觉得相对满意的体制内学习，也可以选择一条更适合个人的发展道路，来去自由。这跟大多数人都对教育不满而只有少数人凭借个人天赋杀出重围有着本质的区别。还有的傻逼说：“那谁叫你没有韩寒那个本事呢，那就老实留在体制内。”意没意识到中国教育有问题，以及要不要改正这些问题，跟你有没有韩寒那么大的本事写书，这同样也是两回事。

跟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我已经身处教育体制之外了。现在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每天都会拿出一个小时到学校的游泳馆里游泳。第一天只游了一百五十米，上了岸腿直打哆嗦。现在我能边休息边游上一公里了，我打算在毕业之前能一口气游完一公里。

等到下个月发奖学金的时候，我要买一个滑板。这里极限运动很普遍，年轻人有很多用滑板滑到学校上课的，到了教室里放在座位旁边就可以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从宿舍轮滑三公里到学校的经历，还被大家投以各种各样的眼神。我一直觉得轮滑更酷，但现在觉得滑板更方便，我要变得更酷才可以，酷无止境。

电吉他是我一直想要的，以前在乐队里只能摸朋友的琴，偶尔耍两下。记得“防火重地”的李坤用一把在美国买的Fender，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呢。如今我到了一个不用担心会买到假Fender的国家了。要是明年实习以后经济条件允许，我也要买把真Fender回去给朋友们秀一秀。

起初到了国外自己烧菜是为了省钱，后来觉得，为什么不把它当做提高厨艺的机会呢？现在我不仅热衷于烧菜，还会跟住在楼下的中国室友讨论这锅菜烧得好在哪里，烂在哪里。在我眼里，烧菜跟写作一样，都是一种创作。

刘瑜老师说：“有些人天生就是诗人，即使他当了一辈子的会计，骨子里仍然是个诗人。” 也许那些已经当上了会计的诗人们已经被生活所累到再也无暇埋头写诗了，可我仅希望那些还追求生活情趣的人能够抽出一点时间，翻出抽屉中的画笔、口琴，擦净墙角吉他上的灰尘，偶尔去寻找一下自己未被发掘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