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因为前段时间有个特事儿的美国大学要求我除了大学成绩单以外再寄送一份高中时候的成绩单，我不得不要回到我所在的高中一趟。说实在的，我直到现在仍然恐惧那个地方。看到门卫如同恶狗的眼神和厉声的质问，仍然会不自觉的以为自己真的犯了什么错。校园里压抑的空气让我加紧步伐，我实在无法抽出哪怕一秒去看一看这个目睹我三年青葱岁月的地方。

校园里没什么特殊的变化，除了主楼旁边多了一个操行评比的黑板。上面记录的无非是谁迟到了几分钟，谁的头发长了这类无聊的事情。王飞说，上学期一路过这个地方头就老大的，因为她的班总是倒数第一。这个学期开始她不担任班主任了，终于不用为了这点破事儿操那份没用的闲心了。现实就是这样，你对你的生活方式很满意，总有些人想要干涉你。

我认识王飞的时候她已经三十七岁了，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会跟她成为朋友。通常来说从小到大跟我要好的女老师都是少妇那个年龄段的，我总能有我的小手段让她们注意到我。而对于四十岁以上的不管男女老师，我很早就失去了交流的欲望。我曾经很天真的以为老师说的话都是正确的，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我的老师里有百分之五十是伪君子，有百分之四十是平庸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在启迪我的智慧。这个比例跟我们生活中是一样的，说明老师作为一个糊口的职业，并不比其他的行当要特别。我相信韩寒跟罗永浩这类人不想跟中国这帮弱智的老师和教育体制玩儿下去了，就是因为他们没像我一样很幸运的（或者说很不幸的）遇到这百分之十的老师。如果我有一天当了老师，我会告诉我的学生，你们的老师中有很多人其实是个混蛋，你一定要先独立思考一下，再去想想该不该去听，包括我说的话。

当然除了王飞，我还知道有几个算在这百分之十里老师。比如隔壁班的张痞子和大熊哥，还有我高一的班主任王明恩。叫他张痞子并不是学生给起的外号，是他自己这么说的。这个当过警察的流氓当了老师以后也是一副痞子像。第一节课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把隔壁班的学生吓了个半死。

“你们听清楚！叫我张大哥也行！叫我张流氓也行！张痞子也行！就是不许叫我张老师！你们看我哪点像个老师？！”

这个自称张痞子的家伙上课会爆粗口，但他是个会说实话的老师。这是最让校领导们感到恐惧的事情。就像某些国家的专制者恐慌的不是有人在煽动，而是害怕有人会说出事情的真相。老师说脏话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什么问题，至少在我看来，是非比风度更重要。何况，难道一个人当了老师就失去了愤怒或者流里流气的权利了吗？刘翔拿了第一因为兴奋喊了一句“我靠”、姚明前几天输了球爆了粗口，公众们就坐不住了。总是有这么一帮人，喜欢拿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听到张痞子现在过的并不潇洒，我很惋惜。

倒是那帮伪君子们活的越来越惬意了。当年政教处那个差点没整死我的蔡小胡已经当上了教导主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很想在他脸上吐口痰，再踩上一万只脚。或许这跟成不成熟没什么关系，即使我六十岁了，我希望我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挑衅的时候依然能够毫不犹豫地挥舞起我的拳头。我讨厌这个家伙是缘于一次打架，需要承认的是，我并不赞成用武力解决问题，但我并不觉得打人就比言语上的侮辱更不对。当然，由于天生的生理缺陷而不会因为受到侮辱而愤怒的人是理解不了我的感受的。从小学开始就总有一帮老师，两个孩子打了架，不先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上来只会跟个傻逼一样反反复复地追问，到底谁先动的手，然后永远只惩罚那个先动手的孩子。再说回这个伪君子，那次轰动了学校的打架风波的处理过程中，他表现出的态度分明不是希望我变好，而仅仅是想要显示一下他政教处（政治教育？）处长的威严，以换来一点点可悲的满足感，这让我感到由衷的恶心。而且他刻意的负面宣传也给我导致了很多麻烦，因为那次打架事件我一个人打了六个人，我在那些碎嘴的女老师嘴里被提起的时候永远会伴随着这样的声音，“哪个金文豪，就是那个跟社会上六个小流氓打架的金文豪吗？”

我们又说起现在的学生。我问，现在都是九零后了，感觉跟我们那时候有什么区别吗。她说有啊，没收上来的课外书净是些《故事会》，《流行歌坛》这类的。她提这个也许是暗示当年也没收过我的书。那是本当年刚出版的《疯狂的意义》，她问，能看懂吗？我说，不懂，但可以装懂。后来尼采的很多书都是她借给我的。她还说现在的孩子底子越来越差了，也不重视语文，回家也不复习。我说语文还用复习吗，哈哈。她说你底子好当然不用复习了。说到这个我还有些惭愧和感激，因为我当时不复习是因为讨厌学语文。作为一个文理平衡的学生，我的物理和生物很好，对历史和地理同样也很感兴趣，这让我分文理科的时候仅仅是因为讨厌政治而选择了理科班。但除了政治我还讨厌语文，她那时候更正了我很多语文基本功上的问题，比如我永远分不清的“的，地，得”。我乱写字的嗜好也是那时候才慢慢培养起来的，还经常拿写完的东西给她看。具体写了什么她现在已经忘了，说只记得我是个有想法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当我抱怨教育体制的时候，王飞说你可别跟我这儿牢骚了，每一波学生上了大学回来就知道跟我抱怨，听够了。你们只不过是三年有期徒刑，我们老师是无期徒刑。是啊，对于一个自己有想法的老师，在这种地方工作一辈子真的是一种折磨。上课的时候走廊上会有什么督察组的中年妇女走来走去，有一次她的课上有学生看课外书她没管，那个心理变态的中年妇女就一直盯着她看。真服了，我就不明白中国这么多的高中到底上哪儿找了这么多心理变态的中年妇女，还凑巧都做了教导主任。我劝她，那你别搭理她不就完了吗？干嘛不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她愣了一下，没说什么。

起身要走了，她说送送我吧，想必有话单独对我说。到校门的路上她感慨到，在大学里，老师的课堂就是他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可以传授自己认为有用的知识，考试也可以自己出题。而在高中，卷子都是统一的，你上课不按照要求讲，最后成绩都很难看，你自己不在乎，可是领导在乎，而且他们逼着你也要在乎，由不得你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

把这篇文章献给那些忍辱负重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