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作的两点建议

1. 每一个比喻都是一个危险的开始

一流的作家用一流的比喻，三流的作家用三流的比喻。由于我们不知道自己入没入流，运用比喻以及类比的时候就要非常慎重。比喻和类比都是利用人们共有的发散性思维试图引起读者共鸣。因此说到底，其中是没有什么逻辑性的，用得是否贴切变成它们运用是否得体的唯一标准，当然要是脑子够乱怎么都会觉得得体。所谓三流的比喻就像这样，“人生如梦”，“婚姻如船，爱情如帆”等等，很多只是生拉硬拽出来的。很多一流作家也用过一些烂的比喻或者类比。比如钱钟书在他玩票儿性质的《围城》里就用了不少：“同路的人，一到目的地，就分散了，好像是一个波浪里的水打到岸边，就四面溅开。”“他坐立不安地要活动，却颓唐使不出劲来，好比杨花在春风里飘荡，而身轻无力，终飞不远。”

既然比喻/类比是利用人的发散性思维，其目的就在于使句子更加persuasive，或者我用一个不好听的词，manipulative。刘瑜老师在《民主的细节》里用过这样一个类比：“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正如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习游泳的方式。”其实这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句子，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尽管这样的类比非常具有说服力，但推行民主制度和学习游泳的方法之间到底有多大的相似性，其实是未知的。

2. 正确预设观众/读者/受众(audience)

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都会无一例外地预设他的读者，只是对于大部分非专业人士，这种预设是无意识的。徐静蕾的博客也有，那就是她自己，因为只有她能看懂自己的流水账。另外一种通常也将自己设为读者的文体是日记。专业的撰稿人在下笔之前一定会想清楚这篇文章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大众，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由于语言作为表达思维的工具具有极强的模糊性，在作者至文本至读者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歧义。举我前两天的一个twitter为例：“单个的日本人都挺正常的，但作为一个集合的日本民族就有不少变态的民族性格；单个的中国人也挺正常的，但作为的一个集合的中华民族就是个奇怪的民族。一百年前，鲁迅交织着炽热的爱与恨批判了那群人。一百年过去了，这群人还是那群人。或许，中国这片大地上自始自终就只有一群人。”

要想对这一小段文字有反应，必须先知道日本人有什么“变态”的，还得知道谁是鲁迅，尤其是知道那个中小学课本以外的鲁迅、夏志清眼中的鲁迅。对于最后一句话，要是你读过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那效果就更好了。换言之，我跟文本之间好像存在一个合同（contract），预设其实就是为了找到那些会与文本建立起同样合同的读者。如果把上段话翻译成英文，没有一个难懂的词，但老外根本就看不懂。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敖在《看谁的文章写得好》中的观点“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的好不好？”是有问题的。因为要判断表达的好不好，是由作者和读者来共同完成的。